A·科尔扎柯夫是号称“小克格勃”的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，曾在叶利钦身边工作过11年，是叶氏及其家人的卫士长、谋事和挚友，是俄罗斯权力核心中的重要人物。1996年6月因拘捕两名企图把50万美元现金带出政府大楼的人而得罪了总统家人，随后被解职。他在《我所知道的叶利钦》（外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）一书中，回顾了其在叶利钦身边工作时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。下文是从中节选的部分内容。
炊事员季马·萨马林是1990年到叶利钦这里工作的。应当承认，我当时把季马看作我的救星。在他来之前，为了能按时让总统吃好，我带着水瓶和三明治跑来跑去。对此我已感到厌倦。
叶利钦总说他吃得很少。看来，还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期就有人暗示过他，食欲不好是风度高雅的象征。实际上总统喜欢美食和饱餐。特别是他酷爱肥肉。猪肉他喜欢吃炸的，还要带肥肉。羊肉他要吃带卤汁的，而且必须是羊腿肉。至于配菜则很普通，没有特殊烹饪要求。
叶利钦的早餐是奈娜·约瑟福芙娜或是姑娘们用燕麦、大米或黍米煮的稀饭，并且一定要有茶。他很少要咖啡。以前，我们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叶利钦喜欢喝好咖啡，但是参加活动在外面吃饭时，他总是点茶。我注意到这一点，所以总是随身带着水瓶，从未给总统喝过未经检验的水。
在叶利钦被贬黜时期，在我的建议下，我们经常吃炸鸡蛋，目的是吃点热东西。鸡蛋是用橄榄油炸的，如果叶利钦不反对的话，我还往鸡蛋里面加葱和西红柿。
叶利钦说他喜欢吃腌鱼，但是他实际上不常吃。我以前认为这是因为他去鱼刺有困难，毕竟他的左手有残疾。如果吃虾，都是奈娜·约瑟福芙娜帮忙，她把去了皮的虾肉放到丈夫盘中，而他只管嚼。但是在访问中国期间我才明白，断指对他毫无影响。叶利钦很快就学会了使用筷子，而且在盘子里用得很灵巧。看来对腌鱼和虾他只是懒得动手而已。
萨马林仔细看过了白宫里又小又挤的厨房，然后不假思索地说，他同意在这儿干。我给他的工资不高——300卢布，当时我的收入是500卢布。
很快在总统安全局内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监督总统饮食质量的部门。如果总统参加正式活动需要在外吃饭时，医生就会提前打招呼：“鲍里斯·尼古拉耶维奇，我们派了自己的厨师去帮厨，他看见了他们是怎么做菜的，这个菜不能吃……”
但是有时叶利钦不把医生的劝告和萨马林的建议放在眼里。例如，1994年在亚库特就发生了一次非常事件。叶利钦刚刚走下飞机的舷梯，一些可爱的身穿民族服装的亚库特妇女给他献上了马奶。萨马林在他的耳边小声说：“马奶绝对不能喝。”
按照外交礼节只需尝一口饮料，吃一小块面包。可是叶利钦喜欢上了马奶，过了一会儿“危机”就开始了。在访问期间负责总统安全工作的全队人马都“做着极难办到的事”，在最短的时间，沿着总统行进的路线建起了许多小木屋。在他会见当地居民的地方，这种“新型建筑”也随处可见。
在选举开始前三个月时，总统赶走了季马·萨马林和他的助手们。
事情是这样的：我下过命令，总统厨房里一瓶酒都不能放。这个情况叶利钦是知道的。所以，当他非常想喝酒时，就从他所信任的人中邀请一个人来接见。例如，他同切尔诺梅尔金的会见总是以叶利钦喝得精疲力尽而告终。
有时总统从接待室值班人员中叫出个人来（经常准确无误地挑选出能力较弱的人来）并对那人命令说：“去买酒去”。
工作人员立刻就跑到我这里来说：“亚历山大·瓦西里耶维奇，我该怎么办？总统给了我100美元让我去买酒……”
我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派去换钱，我从桌子里拿出一瓶“检验合格”的伏特加酒。我手下的人从彼得罗夫卡38号给我拿来个启瓶塞的工具，他们那里这种东西多得很，都是从制造假酒的骗子那里没收的。于是，我就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做着加倍稀释伏特加酒的工作。我先拿出一个干净瓶子，往瓶子里加饮用水，把水加到接近瓶颈的位置，再往里面倒一点好的伏特加酒，快速晃动酒瓶（我自己称此为“兑酒”术），接着我把酒瓶递给刚刚换钱回来的小伙子。
“你把该找回的钱交给总统，就说只能买到这种酒。”我对小伙子命令说。
幸好总统不善于分辨“白酒”的味道。如果他向我抱怨说：“啊呀，这酒太没劲了！”就立刻安慰他说：“这种酒很柔和。”
唉！不给他酒喝是绝对办不到的，甚至在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医生严格禁止喝酒的情况下，奈娜·约瑟福芙娜还要给他喝白兰地酒。
选举之前切尔诺梅尔金经常拜访叶利钦。谈完工作吃饭时一般都喝酒。在他们见面前，总统的厨房里已作好了准备——柜子里放着两瓶由一瓶正常的酒兑出的“检验合格”的酒。但是，有一次切尔诺梅尔金只呆了一刻来钟就走了，这是少有的事。总统冲进厨房进行检查，自然，他发现了两瓶尚未开封的酒，他非常生气，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喝了下去。然后他拨通我的直线电话说：“我命令您解除厨房所有人员的职务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不喜欢别人欺骗我。”
“好吧，我尽量把一切搞清。”我婉转地向总统保证说。
“我让您去解职，不是搞清！”总统越发激动起来。他亲自给克拉比文打电话，命令组织新的炊事班。
克拉比文胆战心惊地来问我：“怎么办？”
“以防万一，你先去物色人，而我尽量去调解冲突。”
与我的办公室相邻有一间供管理人员使用的空屋子。我对萨马林和他的助手们说：“伙计们，你们都到这间屋子里来上班。咱们的头儿朝令夕改。”
于是他们开始到这间屋子里上班。遇到有人在我这里喝茶或者吃三明治时，都由他们服务。我经常这样招呼他们：“被解雇的，请端点茶来……被解雇的，可以回家了。”
很快给总统组织了新的服务人员班子。真的，被解雇的人中有一个叫谢尔盖的，只过了一天总统就把他叫回来了。我倒是希望选举能放松叶利钦紧张的神经，然后他能把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召回来。
四个月后萨马林的工作才得以恢复，尽管叶利钦并没有签署命令。经过奈娜·约瑟福芙娜和塔季扬娜·季亚琴科的同意，萨马林是被“藏着”使用的。1997年2月他又被解雇了，因为他参加了庆祝我在图拉代表竞选胜利的活动。
